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一項之交付賄賂,仍以收受者已收受,而有受賄意思者為限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一項之賄選罪,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為構成要件,其行求、期約、交付行為,係屬階段行為,其行求賄賂階段,屬行賄者單方意思表示行為,不以相對人允諾為必要;而交付賄賂階段,則以行賄者已實施交付賄賂之行為,一經交付,罪即成立,雖不以收受者確已承諾,或進而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為必要,但仍以收受者已收受,而有受賄意思者為限。從而,交付賄賂之有罪判決事實欄內,對賄賂對象是否有受賄之意思而收受賄賂,即屬犯罪構成要件有關之重要事項,當應明確記載,並於理由欄內說明其憑以認定之證據與理由,方為適法。本件原判決引用第一審判決記載之事實、理由,認定高進福等三人共同對於蘇建煌交付賄賂二千元,「央求」蘇建煌投票支持高進福,共同觸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乙情,惟對於蘇建煌是否基於受賄之意思而收受賄賂?並未詳細調查、明白認定,亦未說明其所憑之依據,逕認高進福等三人係共同觸犯「交付」賄賂罪,尚嫌率斷;況本件係蘇建煌向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舉告發,蘇建煌於偵查及原審中,亦一再供證:「我收下紅包,都不回應他們,連謝謝都沒說,後來他們離開後,我打開紅包,裡面有二千元,我沒有要收下的意思」(見一○三年度選他字第二七七號卷第四十九頁)、「因為我早就準備好,有看報紙,要檢舉,要選賢與能,我不喜歡沒有進步文明的想法,過去都是這種,沒有改進,永遠是淘汰,所以一定要檢舉」(見原審卷第一宗第一八五頁正面),則蘇建煌似意在檢舉犯罪,虛予收受,是否有收受賄賂之意?猶非無疑,原審遽為上開認定,難謂適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909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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