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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刑事訴訟程序採行控訴制度，基本特徵包含審檢分立、不告不理、當事人對等及審級制度等原則。檢察官與被告依刑事訴訟法第3條規定均屬當事人，互為追訴與被追訴者，在程序上之機會、地位均對等（即武器對等原則）。在無罪推定原則、被告不自證已罪及證據據裁判主義下，檢察官為達成其控訴犯罪之目的，依刑事訴訟法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就被告之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而犯罪事證之蒐集、調查，在偵查實務上，胥賴司法警察機關協助調查移送；或由檢察官依同法第230條、231條指揮或命令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進行調查、蒐證。故學理上稱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為「偵查輔助機關」，其職能及任務，同樣以追訴犯罪為目的，而與被告或犯嫌疑人在程序上之利害對立。故刑事審判雖未禁止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就偵辦犯罪過程知悉或經驗之事項，作為證人，惟仍不得與一般證人等視，其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處於相反之立場，所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或嫌疑人受刑事訴追處罰，應認其證明力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始未悖於當事人對等之訴訟基本原則。準此，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不僅須無瑕疵可指，尤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申言之，司法警察官等公務員之證述，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否則，不啻容忍偵查怠惰，任憑追訴者一方片面之指控，遽令被告入罪，致使為保障程序正義之當事人對等、無罪推定，暨證據裁判主義等重要原則，形同虛設，而難以昭程序之公允（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上易字第137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 司法警察乃國家偵察機關之一環，有強大之國家資源作為後盾，並受過專業警察訓練及法律教育，實行調查犯罪時，應盡其職責，蒐集被告犯罪之證據。本件員警林耀祺作為證人，就被告涉犯妨害公務罪嫌，於原審作成之證述，雖有證據能力，然林耀祺身為司法警察，如前所述，其目的在使犯罪嫌疑人受刑事訴追，其證據價值較為薄弱，應有相當客觀之補強證據，方得作為認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之依據，以免有違當事人對等原則。依現場蒐證光碟，員警林耀祺在現場雖數度表示：「我告訴你，你再打我我就辦你妨害公務喔！」、「你不要再襲警了，我跟你講！」，而被告扭動肢體之行為，究竟係襲警，或係單純掙脫，因錄影畫面並未明確錄得被告有積極攻擊員警身體之舉動，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法則，不能認為被告有攻擊員警林耀祺之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