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強制辯護之案件，除有可歸責於被告或其辯護人之無正當理由未到庭原因者外，應待辯護人於審判期日到庭為被告辯護之後，方能辯論終結而為判決
按(一)刑事被告在訴訟上有依賴律師為其辯護之權，此為人民依憲法第16條規定賦予訴訟權所衍生之基本權，功能在使被告充分行使防禦權，俾與檢察官或自訴人（有律師代理）立於平等之地位，而受法院公平之審判。是刑事訴訟法第27 條第1項明定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及有同法第31 條第1項情形之案件，於審判中如未經選任辯護人，審判長並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而依法應用辯護人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7款定有明文。是刑事被告選任辯護人，乃其本於憲法基本權所衍生之受辯護依賴權利，縱被訴案件非屬前開第31 條第1項各款所定應強制辯護案件，既已依法選任辯護人，在程序保護上，該審判案件應與「依法應用辯護人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類同視之。惟因非屬法定強制辯護案件，辯護依賴之保護強度仍有所差異，倘法院已盡合法通知義務，選任辯護人無正當理由不到庭，審判長並無依同法第31 條第2項為被告指定辯護之義務。故非強制辯護之案件，於審判期日，除有可歸責於被告或其辯護人之無正當理由未到庭原因者外，亦須有辯護人協助其行使訴訟防禦權，自應待辯護人於審判期日到庭為被告辯護之後，方能辯論終結而為判決，以維護被告之法律上利益，並確保國家刑罰權之適當行使。(二)上訴人於原審已選任蘇ＯＯ律師為辯護人，有委任狀附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9頁），於審判期日自應由蘇ＯＯ律師為上訴人辯護，以維其權益。卷查蘇ＯＯ律師於本件辯論終結後宣判日前之民國109年8月10日，具刑事聲請展期狀稱：「前經鈞院通知本案訂於8月6日上午9 點進行庭務，惟辯護人因痛風發作…，故不克前往，懇請鈞院另擇期日」等情，並附大樹連鎖藥局藥單一紙為證（見原審卷第223、225頁）。原審接獲該刑事聲請展期狀後，並未查明是否實情為准否之表示，僅由受命法官逕批示「已結附卷」，並依原定期日宣判。然本件上訴人所犯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 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一般洗錢等罪，均屬法定刑非輕之罪，已經第一審論處加重詐欺6 罪刑，合併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2年6月。蘇ＯＯ律師於原審行準備程序時固曾以衝庭為由具狀請假而未到庭，然於未獲准許後，即委由楊ＯＯ律師代為出庭，此由楊ＯＯ律師稱其係代理蘇ＯＯ律師出庭之陳述可知有刑事聲請展期狀及準備程序筆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03、133頁）。是蘇ＯＯ律師就本案之辯護，尚無顯為延滯訴訟故不到庭之情形。再蘇ＯＯ律師所陳報無法於審判期日到庭之原因「痛風」，性質上屬急性病症，倘屬實，自影響辯護人到庭執行辯護之可能性，即非無正當理由不到庭。又上訴人及其辯護人蘇ＯＯ律師於第二審上訴狀，既表明有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以獲較輕刑甚或緩刑之意，109年8 月6 日係第1次審判期日，辯護人因故未到庭，尚難逕認係出於延滯訴訟之目的，非不得就聲請事由查明其正當性後，再開辯論改定審判期日，予辯護人有到庭為上訴人辯護之機會，以保障上訴人之辯護依賴權。另本件第三審上訴意旨狀稱：審判期日當日上午辯護人因痛風發作致足部腫脹，發熱劇痛難以行走，故無法遵期到庭，辯護人助理亦於當日一早接獲法院來電時即向書記官轉知上情，並於同日寄出展期書狀（按狀載日期為109 年8月6日），隨狀併附藥單等情，嗣又具狀檢附顯示尿酸值明顯超出參考值3.4~7.0mg/dl 之蘇奕全健康檢查報告。實情如何，攸關蘇ＯＯ律師未於上開審判期日到庭，是否有正當理由之判斷，自有調查之必要。原審未予查明，遽行判決，自不足以維護訴訟上之程序正義，影響上訴人充分行使其防禦權，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難謂適法（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2801號判決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