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是什麼？～透過實務見解來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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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相關規定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
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

第 3 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 8 條
犯第三條、第六條之一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犯第四條、第六條、第六條之一之罪自首，並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各該條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立法目的

按犯罪組織存在，法律所保護之法益，即有受侵害之危險，自有排除及預防之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乃以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達成維護社會秩序及保障個人法益之目的（大法官釋字556號解釋文參照）。

犯罪組織的認定（第2條）

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且此「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定有明文。本條於民國 106年4月19日修正時，即刪除原條文所訂「犯罪組織」之定義（有內部管理結構，以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具有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組織），立法理由係參照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2條對於「有組織犯罪集團」（Organized criminal group）之定義，指由三人或多人所組成、於一定期間內存續、為實施一項或多項嚴重犯罪或依該公約所定之犯罪，以直接或間接獲得金錢或其他物質利益而一致行動之有組織結構之集團；修正前條文所稱「內部管理結構」，其意義與範圍未臻明確，致實務認定及適用迭生爭議，亦與公約第2條有關「有組織結構之集團」規定不符，因而刪除。尤以公約實施立法指南說明，有組織結構之集團，包括有層級（hierarchical）組織、組織結構完善（elaborate）或成員職責並未正式確定之無層級結構情形，亦即不以有結構（structure）、持續（continuous）成員資格（membership）及成員有明確角色或分工等正式（formal）組織類型為限，且並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故為避免對於有結構性組織見解不一，從而明定「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74號判決參照）。

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所稱犯罪組織，係指3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係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及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故犯罪組織係聚合3人以上所組成，在一定期間內存在以持續性發展實施特定手段犯罪、嚴重犯罪活動，或者達成共同牟取不法金錢或利益而一致行動之有結構性組織，以排除偶發、突然、一時間之犯罪態樣，而參與犯罪者是否相同，或於期間內短暫、偶發性之事件，亦不影響犯罪組織之認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02號判決參照）。

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於107年1月3日修正公布（同月5日施行）為「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其修正理由載明：「因考量目前新興組織犯罪崛起，犯罪組織所從事犯罪活動，已不限於脅迫性或暴利性之犯罪活動，犯罪手法趨於多元，而將牟利性要件修正為犯罪組織之構成要件之一。惟新興犯罪組織雖有可能因企業、公司化之經營而以營利為目的，然將犯罪組織定義限於均需有牟利性，恐過於狹隘，且使執法蒐證及舉證困難，導致具有眾暴寡、強凌弱，常對民眾施以暴利、脅迫等危害社會甚鉅之持續性組織犯罪行為，僅因難以舉證該組織具有牟利性質，而無法有效訴追及嚴懲不法，顯已背離人民之法感情及對法的期待，而有修正必要」等語，可見已將原先犯罪組織須兼具「持續性」及「牟利性」之要件，放寬至擇一即可。所稱有結構性組織，係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同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95號判決參照）。

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及參與的認定（第3條）

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等不同層次之犯行，均予規範處罰，以收遏制之效。所謂「發起」，係指首倡發動；「主持」，係指主事把持；「操縱」，係指幕後操控；而「指揮」犯罪組織者，雖非「主持」，然就某特定任務之實現，得指使命令犯罪組織成員，決定行動之進退行止，與同條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之人，係聽取號令，實際參與行動之一般成員有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208、4201號判決意旨可供參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40號判決參照）。

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乃以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達成維護社會秩序及保障個人法益之目的。該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之參與犯罪組織，指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員，而不問參加組織活動與否，犯罪即屬成立，至其行為是否仍在繼續中，則以其有無持續參加組織活動或保持聯絡為斷，此項犯罪行為依法應由代表國家追訴犯罪之檢察官負舉證責任。若組織成員在參與行為未發覺前自首，或長期未與組織保持聯絡亦未參加活動等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犯罪組織者，即不能認其尚在繼續參與。本院釋字第六十八號解釋前段：「凡曾參加叛亂組織者，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組織以前，自應認為係繼續參加」，係針對懲治叛亂條例所為之釋示，茲該條例已經廢止，上開解釋併同與該號解釋相同之本院其他解釋（院字第六六七號、釋字第一二九號解釋），關於參加犯罪組織是否繼續及對舉證責任分擔之釋示，與本件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予變更。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所為過渡期間之規定，其適用並未排除本解釋前開意旨，與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規定並無牴觸（大法官會議解釋第556號解釋文）。

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就「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之人，和單純「參與」犯罪組織之人，予以規範，並異其刑度，前者較重，後者較輕，係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其中有關「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與「參與」之分際，乃在前者係為某特定任務之實現，可下達行動指令或統籌該行動之行止，而居於核心或領導角色；而後者則指聽取指令參與行動之一般成員而言。又刑法之共同正犯，其正犯性理論係「一部行為全部責任」原則，依一般採用之犯罪共同說，共同正犯之成立，各參與犯罪之人，在主觀上具有明示或默示之犯意聯絡（即共同行為決意），客觀上復有行為之分擔（即功能犯罪支配，於同謀共同正犯場合，某程度上亦有此情），即可當之。換句話說，行為人彼此在主觀上有相互利用對方行為，充當自己犯罪行為之意思，客觀上又呈現分工合作，彼此互補，協力完成犯罪之行為模式，即能成立。從而，於數人參與犯罪之場合，只須各犯罪行為人間，基於犯意聯絡，同時或先後參與分擔部分行為，以完成犯罪之實現，即應對整體犯行負全部責任，不以參與人「全程」參與犯罪所有過程或階段為必要，此「一部行為全部責任」原則之運用，對於多人分工合作，各自遂行所分擔之部分行為，以共同完成詐騙多數被害人為目的等現代型多數參與犯之類型而言，尤為重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567號判決參照）。

按同條例（註：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就「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之人，和單純「參與」犯罪組織之人，所為不同層次之犯行分別予以規範，並異其刑度，前者較重，後者較輕，係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所謂「發起」，係指倡導發動；「主持」，係指主事把持；「操縱」，係指幕後操控；「指揮」則係發號施令之意。至於「參與」，則指聽命行事，不能自主決定犯罪計畫之實行，而從屬於領導層級之指揮監督，實際參與行動之一般成員。上述「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各係指犯罪組織創立、管理階層所為之犯行，雖不排斥其實行行為隨犯罪歷程之發展而有重合，然其中除「發起」係從無到有外，其他管理階層之犯行則以已有犯罪組織存在為前提。犯罪組織成員之行為，究竟屬於上述何者角色類型，自應綜合卷內相關證據，依其行為對於組織是否具有控制、支配或重要影響力或僅具有從屬性而妥為判斷適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177號判決參照）。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自白（第8條第1項後段）

指揮

按該條例（註：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第3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係為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此所謂「自白」，係指被告坦承有犯該條例第3條所列罪名構成要件之行為者而言；其自白內容應包括基本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於指揮犯罪組織之犯行，自應包括其可決定於何時、何地進行組織內某種活動，且有權決定該行動之進退行止等。若被告僅承認在組織內所為之部分犯行，或雖坦認轉達上級之命令，惟否認位居有下達行動指令、統籌該行動行止之核心角色之構成要件事實，即與單純主張或辯解有阻卻責任或阻卻違法之事由有別，自難認其已經自白犯罪。否則心存僥倖，仍圖為一部隱瞞，殊難期待悔悟自新，其僅為一部自白，自不能邀此減刑之寬典。又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以及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乃不同罪名，是如指揮犯罪組織者否認指揮之犯行，縱承認參與犯罪組織或招募他人加入該組織，亦難謂符合該條項所稱之自白。（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97號判決參照）。

詐欺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詐欺與組織的認定

詐欺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論罪

按刑罰責任之評價與法益之維護息息相關，對同一法益侵害為雙重評價，是過度評價；對法益之侵害未予評價，則為評價不足，均為法之所禁。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刑事判決參照）。

按犯罪之著手，係指行為人基於犯罪之決意而開始實行密接或合於該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而言。而首次加重詐欺犯行，其時序之認定，自應以詐欺取財罪之著手時點為判斷標準；詐欺取財罪之著手起算時點，依一般社會通念，咸認行為人以詐欺取財之目的，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傳遞與事實不符之資訊，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致財產有被侵害之危險時，即屬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行為之著手，並非以取得財物之先後順序為認定依據。本件稽之附表編號1、2所示犯罪之先後時序，被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先對附表編號2 之被害人施用詐術，再對附表編號1之被害人施詐，縱取得附表編號1被害人之財物在先，仍應認被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係先著手於附表編號 2之犯行，附表編號2 該次方為被告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原判決誤以附表編號1 為首次加重詐欺犯行，並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犯，依前揭說明，即難謂適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刑事判決參照）。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與證據能力

法律規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

關於本條例之罪，證人之姓名、性別、年齡、出生地、職業、身分證字號、住所或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資料，應由檢察官或法官另行封存，不得閱卷。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但有事實足認被害人或證人有受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報復行為之虞者，法院、檢察機關得依被害人或證人之聲請或依職權拒絕被告與之對質、詰問或其選任辯護人檢閱、抄錄、攝影可供指出被害人或證人真實姓名、身分之文書及詰問。法官、檢察官應將作為證據之筆錄或文書向被告告以要旨，訊問其有無意見陳述。

組織犯罪條例與保安處分

按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既列在刑法總則編第七章「數罪併罰」內，且法文稱「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則依體系及文義解釋，可知行為人所犯數罪係成立實質競合，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均予評價，始屬適當。此與法規競合僅選擇其中最適宜之罪名，為實質上一罪，明顯有別。換言之，想像競合犯本質上為數罪，各罪所規定之刑罰、沒收及保安處分等相關法律效果，自應一併適用，否則將導致成立數罪之想像競合與成立一罪之法規競合，二者法律效果無分軒輊之失衡情形，尚非立法者於制定刑法第55條時，所作之價值判斷及所欲實現之目的。(三)刑罰評價對象，乃行為本身；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避免對同一行為過度及重複評價，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又刑法第33條及第35條僅就刑罰之主刑，定有輕重比較標準，因此上揭「從一重處斷」，僅限於「主刑」，法院應於較重罪名之法定刑度內，量處適當刑罰。至於輕罪罪名所規定之沒收及保安處分，因非屬「主刑」，故與刑法第55條從一重處斷之規定無關，自得一併宣告（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2306號裁定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