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驗的主要條文
刑事訴訟法第212條規定：「法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得實施勘驗」。
勘驗的相關實務見解
按勘驗係規定於刑事訴訟法證據章第四節，為一種獨立之證據方法，如依該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製作筆錄，固有證據能力。然同法第二百十二條明定：「法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得實施勘驗」，唯狹義法院或檢察官始有此實施勘驗之權，法律並未賦予檢察事務官有實施勘驗以獲得證據之權限。依偵查卷第九十五、九十六頁台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勘驗筆錄所載，係於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及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對李ＯＯ、何ＯＯ之警詢錄音帶為勘驗，然其勘驗人為檢察事務官，並非由檢察官為之，其勘驗程序即不合法。而證人何ＯＯ於第一審交互詰問時，經檢察官問以：「你是否為刑求抗辯？」答：「好」。檢察官再問：「你於警詢中所講的筆錄是否完全都不實在？」答：「可以調取警詢的錄音就知道」。檢察官即陳稱：「此部分是否請法院就證人警詢筆錄錄音部分進行勘驗。」審判長諭知「此部分聲請由合議庭審酌」。有審判筆錄在卷可稽（第一審卷第二百零二頁）。乃第一審及原審就此未予調查釐清，即逕採上開由檢察事務官為勘驗之勘驗筆錄，及證人何ＯＯ之警詢陳述為證據（原判決正本第七頁第十一至十四行、第八頁第六至十一行），難謂適法（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250號判決參照）。
按審判中之勘驗，係由法官透過感官知覺之運用，觀察現時存在之物體狀態或場所之一切情狀，就接觸觀察所得之過程，依其認知藉以發見證據之調查證據方法。勘驗與鑑定之不同，在於勘驗不能作判斷，僅能原狀客觀呈現，然勘驗行為所形成之勘驗結果，其展示、取得之證據資料，或仍不免因勘驗者（法官）存有主觀判斷之要求而受影響甚或滋生爭議，從而審判中假手法官助理所為之勘驗書面，不惟與法定程式不符，且因已失其作為證據之意義，即令當事人均明示同意作為證據，仍無予容許其取得證據能力之餘地。本件原審上訴審責由法官助理所製作之勘驗書面，固經當事人於更㈠審表明同意作為證據，依上說明，既非屬傳聞例外之同意書面，自不得為證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930號判決參照）。
按當事人及審判中之辯護人得於搜索或扣押時在場；但被告受拘禁，或認其在場於搜索或扣押有妨害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二百十九條，於審判中實施勘驗時準用之。此即學理上所稱之「在場權」，屬被告在訴訟法上之基本權利之一，兼及其對辯護人之依賴權同受保護。立法意旨，在於藉此證明法院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公正、純潔、慎重及尊重，用昭公信，且能使當事人、辯護人對於此項證據方法之展示、取得，因曾會同參與而見證知悉，乃得以及早展開反證活動，有助迅速發現真實。尤以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已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以當事人之主張、立證、辯論為中心，而審判中之勘驗，係由法院、審判長、受命法官以感官知覺，對犯罪相關之人、物、地等證據，親自加以勘察、體驗其性質或狀態之調查證據方法，主觀判斷在所難免，為杜勘驗過程之爭議，擔保勘驗結果之確實，使當事人、辯護人於審判程序能適切行使其攻擊、防禦權，則上揭在場權之保障，更有其必要。故事實審法院行勘驗時，倘無法定例外情形，而未依法通知當事人及辯護人，使其有到場之機會，所踐行之訴訟程序自有瑕疵，應認屬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ＡＯＯ對於警詢錄音、錄影及其筆錄之正確有所爭議，原審受命法官固因此勘驗（原判決誤繕為「履勘」）警詢錄影帶，卻未通知ＡＯＯ及其選任辯護人使其有在場之機會，有該勘驗筆錄可稽（見原審卷第一三九頁），無異剝奪其在場權，致ＡＯＯ於審判期日仍多所爭執，所踐行之訴訟程序自難認為適法（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929號判例參照）。
按法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得實施勘驗，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二條定有明文。而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九條準用同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三項之規定，除有急迫情形之外，行勘驗之日、時及處所，應通知得在場之當事人及審判中之辯護人。此即學理上所稱之「在場權」，屬被告在訴訟法上之基本權利之一，兼及對辯護人之倚賴權同受保護。倘法院於勘驗時，並無急迫之情形，復未通知得在場之被告及辯護人到庭，固有違上開規定。惟若當事人及辯護人於審判程序表示同意法官勘驗結果可作為證據，本於當事人對其權利有處分權之原則，自應認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515號判決參照）。
按偵查犯罪機關依法定程序監聽之錄音，如已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固非不可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此觀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自明。又監聽錄音製作之譯文，如僅為偵查犯罪機關單方面製作，而被告或訴訟關係人對其真實性復有爭執，法院自應依上開規定勘驗該監聽之錄音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以確認該監聽錄音譯文之真實性，定其取捨，不得逕以該監聽錄音之譯文，採為認定被告有罪之基礎（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7397號判決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