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醫療事故糾紛，無論國內或國外、民事或刑事，皆日漸增多，醫方人員為求自保，遇有高難度、高風險、複雜病例，不免採取防禦性醫療方式，長遠宏觀來看，並非全民之福。如何公正明辨是非，當是法院應嚴肅面對，且責無旁貸的課題。過失犯罪，首重行為人應負的注意義務。在醫療行為，因具專業性、錯綜性及不可預測性，並為求醫療水準提升及保障病人權益的均衡，一般均以醫療常規，作為醫護人員注意義務的判別標準。原則上，醫學中心的醫療水準高於區域醫院，區域醫院又高於地區醫院，一般診所最後；專科醫師高於非專科醫師，因此，尚不得一律逕以醫學中心之醫療水準，作為判斷的標準。此參諸行為時行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所訂醫療糾紛鑑定作業要點第十六條：「醫事鑑定小組委員會及初審醫師，對於鑑定案件，應就委託鑑定機關提供之相關卷證資料，基於醫學知識與醫療常規，並衡酌『當地醫療資源與醫療水準』，提供公正、客觀之意見，不得為虛偽之陳述或鑑定」規定亦明。故因人、事、時、地、物之不同，醫療常規並非一成不變，在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一般診所，因設備等之差異；在每一時期，因醫學之進步程度，醫療常規乃具浮動性。舉例而言，醫學中心及一般診所對同一疾病的病患之診療，因醫護設備水準之不同，醫療常規亦有寬、嚴之別，其他如台北首善之區與離島偏遠地區；八○年代與九○年代的醫學水準，對同一病狀的診療，所要求於醫護人員的醫療常規，必有差異。從而，在醫療常規對不同等級之醫療院所，所要求於醫護人員的注意義務，應有所差別時，對次級的醫療院所，自不能同以高級醫療院所的醫療常規，憑為判斷標準，以免醫療人員裹足不前，阻礙醫療水準的提升；而病人未得及時適當的救護，損及健康甚至生命，造成雙輸的局面。至於次級的醫療院所，自行提升為以高級醫療院所的醫療常規，作為其內部規範時，因屬自我期許，用意可嘉，然而在發生醫療行為疏失時，仍應以其原先次級醫療院所的醫療常規，作為判別標準，才符合刑法之謙抑性原則，並避免過度評價。再者，過失犯，以行為違反注意義務，或結果的預見可能性，作為要件，學說上稱為「行為不法」，另所發生的結果原屬可以避免者，為「結果不法」。又此二者間，必須具有關聯性，才能成立犯罪；若僅具行為不法，而結果的發生卻不可避免時，因欠缺結果不法，尚不構成過失犯。即令新近採客觀歸責理論者，也認為此種行為人，雖然製造了法所不容許的風險，但實際上所發生的結果，既然本屬不可避免，仍應認其並未實現該不法風險，客觀上不能加以歸責，無以過失犯罪責，相繩餘地。考諸實際，人類身體細部構造，繁雜又奧妙，雖然現代醫學進步，但能夠理解、處置者，猶然如同冰山上一角，其餘部分，縱係具有專門醫學知識的人員，仍然無法完全掌控。衡諸常情，生病到必需求診的地步，患者本身當然已經存有某程度的健康上缺陷，而且此一缺陷，除能自癒的少數例外，通常會繼續惡化，尤其在死亡發生醫療糾紛的事件，此一特徵，更為明顯。從另一角度言，可能為自然現象的一部分，也是宿命的必然；醫師等專業人員，所從事者，就是設法阻斷其惡化，進而再恢復病患的健康。然而，醫師既非萬能，又不可能絕不犯錯，學理上乃就病人死亡的因果關係，細分其為病人本身的原因，和醫事人員中途介入的原因，而以「不純正不作為犯」的理論、概念，憑為判斷因果關係存否的基礎，亦即首先確認病人本身之疾病，已經啟動一個因果的進程，而醫事人員則發動醫療行為，以「攔截」先前的因果進程，卻又可能進入另一個因果進程。從而，因為不純正不作為犯的成立，必須賴有「保證人義務」的存在，倘無此作為義務，或不具有履行義務的可能性，即無犯罪可言。具體來說，如果病人本身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迴天乏術，縱然醫事人員採取任何治療方式，終必死亡，則該死亡之發生，即具「客觀不可避免性」。至於結果是否不可避免，係屬客觀事實，應本諸證據法則推斷，如盡調查能事，仍然無法確認結果可否避免，依罪疑唯輕原則，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82號判決參照）。